新葡萄京官网中医发展中的七大山头,吴门医派

来源:http://www.boyalong.com 作者:健康典籍 人气:146 发布时间:2019-10-05
摘要:吴门医派是中医学一个重要学术流派,起源于元末明初,发展于明代,鼎盛于清代,是吴中医学的精华所在,在国内久负盛名,世称“吴中医学甲天下”。吴门医派借以“吴中多名医,

吴门医派是中医学一个重要学术流派,起源于元末明初,发展于明代,鼎盛于清代,是吴中医学的精华所在,在国内久负盛名,世称“吴中医学甲天下”。吴门医派借以“吴中多名医,吴医多著述,温病学说倡自吴医”特征,在我国医学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影响广泛。纵观中医学发展史,学术流派层出不穷,但很少有流派像吴门医派这样,对社会和医学的发展具有深远影响。

吴门医派及孟河医派学术思想对中医皮肤科发展的影响中医学沿袭千年,在我国幅员辽阔、区域差别 悬殊的影响下陆续形成了颇具地方特色的中医学术 流派。吴门医派、孟河医派作为江苏地域性医学流 派,继承了传统中医思想并提出了崭新的中医思维 模式,不仅促进了区域中医事业的繁荣兴盛,并且 随着专科的分化向不同的学术领域渗透,对中医学 术传承及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梳理吴门医派、 孟河医派中有关中医皮肤科的学术渊源及学术理 念,概述如下。1 吴门医派、孟河医派的形成及学术影响吴门,苏州旧称,主要包括以苏州为中心的苏 南地区以及浙江西部地区。孟河是常州市的西北边 陲小镇。在 “不为良相,即为良医”思想的影响 下,吴门、孟河地区以儒从医者为多,或承其家 学,或授于师门,得天独厚的社会文化氛围和自然 地域特点为吴门医派、孟河医派的形成和发展创造 了优越条件。吴门、孟河医学文化促进了当代周边 地区中医院的学术兴盛及医学繁荣,如苏州市中医 院、昆山市中医院、常熟市中医院、张家港市中医 院、太仓市中医院、吴中区中医院、吴江市中医院 等,对江苏省中医院的中医学术和专科特色的形成 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江苏省中医院在建院之初就 荟集了叶橘泉、曹鸣高、承淡安、邹云翔、丁福 华、邱茂良、马泽人、张泽生、许履和等大批吴 门、孟河医家。国医大师干祖望、徐景藩、周仲 瑛、夏桂成,省级名中医单兆伟、刘沈林、管汾、 吴淞、徐福松等在学术思想上也都受到了吴门、孟 河医学的影响。中医人才积淀奠定了江苏省中医院 持续健康发展的基础并形成了多条学术传承脉络, 如马培之- 贺季衡- 张泽生- 单兆伟、马培之- 邓星伯- 许履和- 徐福松等。江苏省中医院皮肤科是本省成 立最早的中医皮肤专科,其创始人管汾出自孟河传 人干祖望及许履和门下,自科室成立以来,曾多次 组织学习班,聘请省内知名专家授课,为中医皮肤 科学术传承做出了卓越贡献。2 吴门医派、孟河医派皮肤科学术渊源中医皮肤科源出中医外科,现存皮肤病资料主 要散见于外科典籍中,而明清时期是吴门医派、孟 河医派重大发展转折期,也是中医皮肤科学术发展 的重要时期。吴门医派的鼻祖是金元时期的朱丹 溪,朱丹溪门人戴思恭则是吴医学派形成的引导 者 [1 ] 。元末明初,戴思恭徙吴行医,传王仲光而 使 “吴中医称天下” ,明代中叶,薛立斋成为 “苏 之医派崛起于后”的代表人物,至清代温病学派 的兴盛,前后数百年间,形成了举世瞩目、经久不 衰的吴门医派。其中戴思恭、薛立斋、王维德对后 世吴门皮外科的影响最为显著。明代戴思恭,原浦 江人,晚年移居吴县,著有 《秘传证治要诀》等 书,认为痈疮之患要注意鉴别,防其恶变,施药因 人而异,强调疮疡痈疽病因归于 “火热之邪” ,治 疗主张滋阴降火以去其根。明代薛立斋通晓各科,尤善外科,著有 《外科发挥 》《疠疮机要》等,其 临证重视整体辨证,认为外科疾病均发于内,治疗 主张以调整气血为主; 诊断注重四诊合参,尤关注 望诊和切诊。王维德,江苏吴县人 ,“全生派”的 代表人物,著有 《外科证治全生集》 ,其主要学术 思想有: 1) 创阴阳辨证体系,立阳痈阴疽之说; 2) 立独特的阴证病理学说; 3) 倡 “阳和通腠、 温补气血”大法,创 “阳和汤”等阴疽名方; 4) 重用 “消法” ,善施 “托法” [2 ] 。吴门皮外科的兴 盛及发展为后世江苏皮肤外科学术继承及创新发挥 了重要作用。 清代中叶民间盛传 “吴中医学之盛甲于天下, 孟河名医之众冠于吴中” [3 ] 。孟河医派医家中最为 著名的是费、马、丁、巢四大家。孟河四大家取中 医经典之精华,熔各派学术于一炉,在认识外感病 方面,宗 《伤寒论》之六经辨证,但又不拘泥伤 寒方,师温病卫气营血理论,而又不墨守于四时之 温病,开创了中医学史上崭新的寒温统一的学术风 气; 在用药方面,形成以 “醇正和缓”为宗,以 “轻清简约”为法的用药特色。其中马培之对长江 流域中医外科学术传承影响较大。马培之,孟河镇 人,著有 《外科传薪集 》 《外科集腋》等 ,“以外 科见长而以内科成名” 。在内科方面,马培之尤重 调理脾胃,提出调营畅中、甘温治痞、调补中宫等 多种调治大法; 在外科方面,马培之主张凡业疡科 者必需先究内科,要 “既求方脉刀圭益精” ,提出 辨病精当、辨证精细,遣方绵密、用药平正,同时 注重调畅情志、迅速止痛等诸多学术观点,对现代 临床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此外,马培之还创造性 地将运气学说融入实践中,认为长夏湿土司令,太 阴用事之时,暑必兼湿,治必分暑湿之孰重孰轻, 分别选用辛开清泄或辛开苦泄等法施治,实属创 举。马培之门生甚众,最著名者有邓星伯、丁甘 仁、贺继衡等。自清朝以来,众多名医出身于孟河 医派,成为江苏乃至全国中医人才的一个重要来 源。南京中医药大学许履和教授曾拜于孟河马培之 传人邓星伯门下习中医外科,著有 《许履和外科 医案医话集 》 《增评柳选四家医案》 ,在治疗梗阻 性疾病时,许老师宗邓星伯 “呕吐最宜苦辛酸药” 之法,以辛开苦降止呕通腑气,常以左金丸、半夏 泻心汤、温胆汤加减治疗,无论梗阻的部位、程 度、性质和类型,但见 “湿热中阻,胃气上逆” 证候,均用辛开苦降施治,随症加减,疗效显著。 后期徐福松师从许履和,继续发扬孟河医学特色, 从事外科 感染及疑难杂病方面研究。此 外,单兆伟得到孟河学派传人张泽生垂青,后从事 脾胃科工作,在用药方面继承了张泽生治百病均以 胃药收功、用药轻清醇正、兼顾气阴的思想。 早期吴门和孟河医派以师承及家传为主,近代 以来,传承模式发生了重大改革,形成了师承、家 传与院校教育并存的格局,出现了学院教育、函授 教育、临证实习班、短期讲习班等多种传承形式。 20 世纪 50 年代,江苏省各地一批名医汇聚成立江 苏省中医进修学校 ( 今南京中医药大学前身) ,通 过自编讲义教材、制定教学计划,创立了现代中医 高等教育的模式,一直沿用至今。1958 年中央卫 生部委托南京中医学院开办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 在这次学习中,江苏省中医院大量名医参与其中, 包括国医大师干祖望、徐景藩、夏桂成,外科主任 许履和、皮肤科主任管汾等。此外,江苏省中医院 也设立学术流派传承机构,充分发挥以老带新的独 特优势,高度整合人力资源,从多种途径、多种方 式提升中医临床特色和水准,为吴门医派和孟河医 派的学术继承提供发展平台。这一系列措施都对中 医外科包括皮肤科在内的学术传承及理论发展产生 了深远影响。3 吴门医派、孟河医派诊疗思想在皮肤病治疗中 的体现江苏省中医院皮肤科成立于 1974 年,学术创 始人管汾主任在江苏省中医院得到许履和、干祖望 的指导,系统学习了中医皮肤科理论,之后不断引 进人才,先后培养出大量中医皮肤科优秀人才,如 吴淞、魏跃钢、陈力、闵仲生、谭城等多名专家。 在皮肤科的创建过程中,吴门医派和孟河医派在学 术继承方面发挥着不可磨灭的作用。归纳和总结吴 门医派、孟河医派独特的学术思想及临床经验,对 弘扬学术流派特色与优势,推动学术流派的传承与 发展,具有重要的临床价值和历史意义。现将吴门 医派、孟河医派中有关皮肤科的经验总结如下。3. 1 卫气营血,辨证施治吴门医派的最大特色在于对温病学说的继承, 温病学说特征之一在于卫气营血辨证体系的创立, 而将卫气营血思想运用于皮肤病是吴门医派、孟河 医派在中医史上的改革创举。温病学说是以 《黄 帝内经 》《伤寒论》等中医经典为基础,汲后世各 家学术理论之精华,融临床诸科实践经验之精粹而 成。清代叶天士首将卫气营血作为温热病的辨证纲领 。《温热论》云 : “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 心包。肺主气属卫,心主血属营,……在卫汗之可 也,到气才可清气,入营犹可透热转气,如犀角、 元参、羚羊角等物; 入血则恐耗血动血,直须凉血 散血,如生地、丹皮、阿胶、赤芍等物” [4 ] 。此后 的温病医家以此辨证方法作为温热病的辨证纲领。 管汾将卫气营血辨证纲领运用到银屑病的治疗中, 将银屑病的急性期辨为血分蕴热证,治以清热凉 血,药物多选牡丹皮、生地黄、生石膏、当归、赤 芍、生槐花等,银屑病后期容易热盛伤阴,多加入 麦冬、天冬、黄精等,并且根据上述治疗原则配制 白疕合剂,临床治疗获得较好疗效 [5 ] 。3. 2 辨证细腻,治法灵活辨证论治是中医学的精髓,孟河医家尤其强调 在精确辨证基础上进行施治,注重辨证细腻准确, 治法灵活多样,不分内服外用,以获效灵捷为先 机 [6 ] 。常州名医屠士初认为 ,“学辨证不难,难在 舍从,舍从不慎,往往毫厘之差,千里之谬” [7 ] 。 孟河医家都是精通各科的名家,临证治法灵活多 样,不分针砭、刀圭、汤药、丸散,不分内服、外 用,均以切病获效为要 [8 ] 。马培之还强调,外症 不能只着眼于局部,更要内外兼治,不仅使用各种 丸、散、膏、丹等从内而治,还用刀针相结合,内 外并举 [9 ] 。管汾继承发扬孟河医家辨证细腻的特 色,在传统中医辨证论治的基础上,主张先明确皮 肤病诊断再辨证施药,而对于一些难治性皮肤病, 如红斑狼疮、硬皮病、皮肌炎等,更要结合实验室 检查才能明确诊断、判断预后,辨清轻重缓急。后 期吴淞主任继承发扬中医皮肤病的辨证特色,强调 中医辨证与西医辨病相结合,同时主张中医辨证与 中药辨证的统一。辨药是指了解现代药理及毒理作 用,在处方用药时注意对药物的筛选,以提高疗 效,避免中药毒副反应。如在扁平疣消退后常有色 素沉着,常选用具有增白作用的中药如僵蚕、白 薇、白及、白芍等; 慢性湿疹、皲裂性湿疹出现患 部肥厚、苔藓化时,常加入藿香、黄精、白及、伸 筋草、透骨草等具有软化皮肤作用的中药。在治疗 方法选择上,管汾也强调方法多样性,例如耳针治 疗皮肤瘙痒症、荨麻疹、神经性皮炎,梅花针治疗 局限性神经性皮炎、斑秃,艾灸治疗寻常疣,割治 疗法治疗慢性荨麻疹、皮肤瘙痒症、银屑病等。3. 3 用药轻灵,醇正和缓孟河医家主张用药轻灵,醇正和缓。轻灵是指 药性平淡、药力缓和、用量较轻,但药效突出,具 有治病不留邪的作用; 醇正是指用药不以炫奇、猛 峻求功,而在于义理得当 [8 ] 。治法用药看似平淡, 但绝非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而是能更好地治疗疾 病。费伯雄曾云 : “天下无神奇之法,只有平淡之 法,平淡之极,乃为神奇。 ”后代马培之秉承了费 伯雄的 “和缓醇正”之法,用药平和,反对滥用 峻猛之药; 丁甘仁则强调,临证用药要评估患者体 质强弱,审查病情的轻重缓急 , “和则无猛峻之 剂,缓则无急增之功” 。可见孟河医家用药特色之 一即轻病用轻药而轻不离题,重病用重药而重不偾 事。干祖望私淑李东垣,处方用药轻灵,单味药不 超过 10g,每剂 8 ~ 10 味; 干祖望传人管汾认为, 药味药量复杂不仅浪费医药资源并且会失去 “药 专力宏”的作用。3. 4 注重养阴,顾护脾胃养阴法本属中医传统治疗八法中的补法范畴。 在温病治疗过程中,阴液耗伤是温病的主要病理变 化之一,阴液耗伤程度常关系着疾病的转归及预 后,故温病养阴法在温病治疗中占有重要地位。吴 门、孟河学派传人徐景藩认为,胃分阴阳,胃阴 者,胃之津液也,乃胃腑根本,胃之受纳腐熟必赖 胃阴的濡润,胃为阳土,喜润恶燥,故治疗胃阴不 足之证当以甘凉濡润为主 [10 ] 。叶天士云 : “宜用甘 药以养胃之阴” ,甘凉的治法能滋胃阴而养胃体, 甘能入脾胃二经,凉能制其郁热,甘凉相合能滋养 脾胃。徐景藩宗前人之说,甘凉的方剂常用益胃汤 ( 沙参、麦冬、冰糖、生地黄、玉竹) 及沙参麦冬 汤 ( 去冰糖、生地黄,加天花粉、桑叶、白扁豆、 甘草) 之属以达甘凉养胃之效。在皮肤病临床实 践中,银屑病、脂溢性皮炎等临床表现为皮损潮 红、白色鳞屑、皮损增厚等症状,患者多为腹型肥 胖者,且多生于立夏- 大暑之间火令之时,谭城主 任以理法之象推演为 “火炎土焦”证,治疗以泻 火滋阴、甘寒调候为大法,其自拟方剂坎离方每味 药量均未逾10g,用药轻灵,取 “轻可去实”之意。 综上所述,吴门医派、孟河医派至今生生不 息,枝繁叶茂,这与其能够顺应时代发展潮流,不 断总结经验、开拓思路息息相关。通过总结归纳吴 门医派、孟河医派皮肤科学术渊源及中医皮肤科的 相关临证经验,可以更好地发挥吴门医派、孟河医 派学术优势与特色,从而更好地应用于临床。作者:刘霞 李媛媛 张乐其 谭城

裘沛然先生认为: “中医学术流派是医学理论产 生的土壤和发展的动力, 也是医学理论传播及人才 培养的摇篮” 。 洪净等 [1] 认为医学的不同流派在历史 进程中独特的内在创新特质各有千秋, 因人、 因地、 因时、 因事、 因派而异。 学术流派虽然以学术为主 线, 然而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 , 地域性是中医学术流 派显著的特征, 地域性医学流派是中医 “三因制宜” 原则之因地制宜的具体诠释。 事实上在众多的医学 流派中, 冠以地方名称的不在少数, 像吴门医派、 孟 河医派、 新安医学等, 首批国家中医药管理局64家中 医学术流派建设单位中, 有62家传承工作室均以某 地某病或某科传承工作室来命名。 加强对地域性医 学流派研究, 有助于揭示流派产生、 发展的根源所 在, 也有助于中医学理论的不断创新和临床诊疗体 系的丰富发展, 提高临床治疗效果。地域性医学的发端《素问·异法方宜论》 中首次记述了五方地域致 病的不同性。 黄帝垂询岐伯: 为什么同一疾病采用不 同的治法, 最后都能治好? 岐伯明确回答是 “地势使 然也” , 引出了五方地域致病说。 譬如南方之域, “其 地下, 水土弱, 雾露之所聚也, 其民嗜酸而食胕” , 较 易罹患痹病, “其治宜微针” ; 而北方之域, “其地高 陵居, 风寒冰冽, 其民乐野处而乳食” , 较易罹患寒 疾, “其治宜灸焫” 等。 由此可见, 《黄帝内经》时代 就认识到了地域、 气候等地理条件的不同, 由此会形 成不同的饮食和生活习惯, 所产生的疾病也多有区别, 需要采用不同的治疗方法, 因地制宜才能取得良 好的效果。 这可谓是中医地域性医学理论的滥觞。 在 《黄帝内经》地域性医学思想的影响下 , 后世医家对 此多有发挥。 张景岳 [2] 谓: “以气候验之, 中原地形, 所居者悉以居高则寒, 处下则热。 尝试观之, 高山多 雪, 平川多雨, 高山多寒, 平川多热, 则高下寒热可征 见矣” 。地域性医学流派的形成空间的接近性, 是学派形成的一个有利因素, 地 域环境对学派的形成起着关键作用 [3] 。 目前对地域 性医学流派的研究, 主要集中在流派的形成时间, 地 理、 文化等因素对流派形成的作用, 代表性医家的医 事、 医著回顾, 流派主要的学术思想内涵等方面。 笔 者以为在具体的研究工作中需要充分认识到地域性 医学与地域性医学流派的不同性, 以及地域性医学 流派形成的基础等。1. 地域性医学不同于地域性医学流派 我国自 古幅员辽阔, 自然条件、 文化习俗之间存在着差异, 地理环境总体呈现西北海拔高、 东南海拔低的地势, 从而形成西北燥寒、 东南湿热的气候特点。 并且同一 地区的气候特点也不尽相同, 人们会因所处地区不 同产生各具地域特点的疾患, 由此而形成不同的地 域性医学诊治特点。 然而, 地域性医学并不等同于地 域性医学流派。 众多的研究者认为一个医学流派的 确立必须具备以下的三要素: 明确的中心学术思想、 传承学术的群体 、 体现流派学术思想的代 表性著作 [4-5] , 地域性医学流派也不例外。 如果说地 域医学是研究有显著差异的不同地理环境、 气候条 件等因素对人群体质和疾病发生、 发展的影响, 地域 性医学流派则要求将地域医学的研究成果上升到一 个具体而有稳定的中心思想, 需要将中医的一般性 原则结合当地地理、 气候等特点加以应用, 最终形成 对该地区特有的疾病证候规律的认识和对具体医药 运用的指导。 正如岭南地区多湿气, 脾胃易受损, 岭 南医学就有 “祛邪兼顾扶虚损, 五脏分治, 尤重醒脾 祛湿” 的诊治特点 [6] 。2. 地域性医学流派的形成基础 相同的地域, 气候因素、 体质因素相同, 也往往具有相同的经济和 文化背景, 在价值取向上有某种一致性和认同感, 更 可能在学术观点、 思维方式等方面趋于一致, 形成的 学术思想交流更为快捷, 这点在信息闭塞和交通不 便的古代显得尤为重要。 种种条件的具备, 一个地域 性医学流派才能逐渐形成。 例如孟河医派发源于常 州孟河镇一带, 它的形成与孟河有利的地理位置以 及当时经济、 文化的繁荣有关。 明清时期孟河镇交通 便利, 人才汇聚, 文风兴盛, 同业相互切磋, 阐发古 典经籍之奥义, 或下承诸子百家之说, 逐渐形成了孟 河医派 [7] 。医学的进步就是一个不断纠正错误的过程, 每 一种学说或医学流派的产生大致会有以下共同的过 程: 问题的提出、 解决问题过程中的困惑、 新学说的 构建与完善。 众所周知, 汉唐以前中国的医学成就集 中在黄河流域, 然而中原医学的发展远未达到 “普 适性” 的高度, 即便是代表当时最高医学成就的伤寒 派、 河间派、 补土派、 易水派等都有其一定的适应范 围, 在向其他地区渗透、 传播的过程中自然会遇到新 的需要解决的课题。 地域性医学流派更多的是结合 了不同地域的地理气候、 历史文化、 生活习性、 体质 禀赋等诸多带有地域特点的内容, 灵活运用防治疾 病的中医理论进行探索、 创新, 从而形成解决问题的 新理论。 这既是地域性医学流派的成因, 更是中医发 展的内在驱动力之一。地域性医学流派体现的是医学实践的个体化 “天人相应” 是中医理论的思想指导, “辨证施 治” 是中医诊治的范式, “三因制宜” 是诊治范式的 具体运用, 这种在不变的指导思想下寻求百变的防 治疾病的途径, 是中医学活的灵魂。 将地域性医学流 派放到较为宽泛的条件下, 体现的正是中医这种理 论与实践的精髓, 它将中医的理论与实践 “个体化” , 只不过这种 “个体化” 已经拓展成为某一个特定的 地域了 , 这也正是中医 “三因制宜” 中因地制宜法则 内涵的具体化和体系化。谢观在其著作《中国医学源流论》 中有这样的论 述: “以长江流域论, 四川人以附子为常食品, 医家用 乌附动辄数两, 麻黄柴胡动辄数钱, 江南人见之, 未 免咋舌” ; “苏浙妇女, 产后血少阴虚, 应服平和清养 之剂, 切忌燥热收涩之品” ; “岭北之湘资等水泻于 湖南者, 性质又异。 盖均属寒性, 而湘省则在温带, 迥 非广州热带之比, 故湘医用药, 遂以仲景伤寒法为正 宗” [8] 等, 可谓是《素问· 五常政大论》中 “西北之气 散而寒之, 东南之气收而温之” 理论的具体阐发, 足 见地域对中医 “个体化” 诊治的重要性了 。吴门医派是产生于吴中地区 的地域性医学流派, 温病学说是其代表。 温病学说的形成, 取决于苏州地区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 文化 及道德素养高的医家、 文化繁荣的外部条件、 学术 的交流与争鸣氛围, 以及名医专科的推动等因素 [9] 。 吴地多湿热, 诚如清代名医叶天士所言: “吾吴湿邪 害人最广” , 吴人体质禀赋与北方之人迥然有异, 所 以吴地医家用药多清灵, 所用药物药性平淡、 药力 缓和, 较少使用作用峻烈之药, 即使用之, 药量也较 轻, 不以炫奇、 猛峻求功, 讲究义理得当, 贴合江南 人群体质状态。地域性医学流派对中医发展的影响从理论上讲, 任何一门学科都存在一定的局限 性, 其发展都具有阶段性特质, 包括中医学在内。 医 学研究的主体是人, 但又与主体所处的外部环境密 不可分, 内外条件的变化不可能用一成不变的医学 理论来应对。 医学的种种理论, 或者是众多的地域性 医学流派, 并不是发展的终结状态, 而是目标与现实 达到的某一种相符合的动态而已。 地域性医学流派 的形成根植于中医的基本理论, 地域的扩展为这些 理论提供了较充分的集中研究条件, 从而在某些理 论、 技术、 方法和手段上取得了突破。 这种对中医理 论框架丰富内涵进行的拓展, 对中医学理论的完善、 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例如位居金元四大家之首的刘完素, 是中医寒 凉派的代表人物, 以火立论, 提出了 “心为君火, 肾 为相火” 的理论, 创建了 “河间学派” 。 刘氏力主 “六 气皆从火化” “五志过极皆为火” “六经传变皆为热 证” 等学术观点, 自然与我国北方地区气候干燥, 加 之刘氏所处时代的战乱频繁、 疫病流行等不无关系。 当时大多数医家仍习以 《和剂局方》温燥之方药应 对, 自然起不到临床效果, 反有贻误病情之弊。 刘氏 通过大量的临床实践, 仔细推究疾病的发生原因, 认 为 “五运六气有所更, 世态居民有所变, 天以常火, 人 以常动, 动则属阳, 静则属阴, 内外皆扰” , 告诫医家 “善用药者, 须知寒凉之味” [10] 。 刘完素对医学理论的创新开创了宋元医学门户 的新局面, 河间医学不再是单单的地域性医学流派, 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及至晚于刘氏近170 年的朱丹溪, 作为刘完素的三传弟子, 沿袭师说, 在 相对富庶的江南针对人们沉湎酒色、 嗜食膏粱, 导致 相火炽盛、 阴精被劫, 吸纳他长, 大倡 “阳有余阴不 足” 论, 治疗强调滋阴降火, 终成滋阴派创始人, 也成 了医药中心南移的标志性人物。 河间医学也为中医温 病学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温病学说就 是萌芽于河间的 “火热病机” , 架构了从病因病机到 辨证施治一套完整的创新性理论体系。结语中医学历经几千年的绵延, 在各个时期、 不同地 区形成了不同的医学流派。 中医学术流派的形成与所 处时代的政治、 经济、 文化等社会发展的状态密切相 关, 也与所处地域不可分割。 我国的幅员辽阔使得各 地区的地理环境、 气候条件、 生活习性等有着巨大的 区别, 也造就了医学思想的创新和临床诊疗措施的 丰富和发展。 地域性医学流派既是中医学术流派的 显著特征, 也是中医学术创新和发展的重要的组成 部分。 开展中医学术流派研究, 需要重视地域差异在 医学流派形成中的作用。 在地域性医学流派形成的 共性规律中, 探析因受地域因素而萌生的医学新理 论, 既是继承的需要, 更是新时代中医学术思想创新 的要求。 加强各地域性流派之间的相互沟通、 科学整 合, 选择有疗效优势的病种, 争鸣与交融, 比较其内 涵的相同性和差异性, 将成为中医发展的驱动力之 一, 对培养中医人才及提高临床效果大有裨益。参 考 文 献[1] 洪净,吴厚新.对中医学术流派传承发展中一些关键性问题 的思考.中华中医药杂志,2013,28:1641-1642[新葡萄京官网,2] 张介宾.张景岳医学全书.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9:483[3] 《中医学术流派研究》课题组.争鸣与创新-中医学术流派 研究.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15[4] 陈大舜.中医各家学说.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2[5] 王庆其.关于中医学术流派传承研究的若干问题刍议.中医 文献杂志,2013,31:36-38[6] 杨宇,杨海韵,李磊.岭南地区外感热病发病特点及历代名医 治疗经验.中华中医药杂志,2015,30:94-96[7] Volker Scheid,缪卫群.孟河医家新探.中华医史杂志,2004, 34:67-73[8] 谢观.中国医学源流论.福州: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9] 王菲菲.议吴门医派兴盛之因.光明中医,2015,30:449-451[10] 金·刘完素.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 1998:28 程军平; 欧阳八四; 申俊龙; 王长青;

伤寒学派:创立于东汉之际。汉代医家张仲景将理论与方药熔于一炉,著《伤寒杂病论》,奠定了中医学辨证论治的基础,专门探讨伤寒杂病的诊疗规律。其书被奉为经典,其人被尊为医圣。从晋唐至宋元明清,研究者如云,历代不衰,各展所长,形成了时间最长,医家众多,影响最大,学术昌盛的伤寒学派。

循证医学中临床决策的基础是临床技能,关键是最佳证据,同时必须考虑患者意愿和决策环境,叶天士十分重视临床证据。

吴医的历史源流

寒凉学派:又称河间派,金元大家刘完素主攻火热病机,提出“六气皆从火化”之说,创“火热论”,疗疾多用寒凉药物。他不仅对中医病机理论的提高有很大贡献,并对后世创立温病学说大有启迪。因刘氏家住河间,又称河间学派。

叶天士在几百年前就已经认识到了临床上全面收集证据的重要性,博采众长,在不断加强自我学习的同时,也认真学习、融合其他医家以及民间的临床经验并与自己的临床经验和理论知识相融合,形成了自己的一套临床证据体系。这与循证医学中最佳证据的收集、整理、评估、总结的体系不谋而合。

(1)吴医的区域范围

易水学派:金代医家张元素,河北易水人,在《内经》、《中藏经》的启示下,以脏腑标本虚实寒热的论点来分析疾病的发生与演变,归纳用药,执简驭繁,创立了“脏腑病机学说”,对后世医家颇有影响。

叶天士遣方用药贯彻古今,不拘成见,他不仅遵仲景辨方证用经方,而且创立了辨证用经方的新方法。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在变通应用经方中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新学说、新理论。

吴,最早为古国名,世称吴国,亦称句吴、勾吴。《史记·吴世家》记载:太伯、仲雍“奔荆蛮,文身断发”,“自号句吴”。吴国的鼎盛时期是春秋后期,作为当时的五霸之一,在公元前514年,伍子胥“相土尝水、象天法地”,筑起了阖闾大城(即苏州古城的前身)。通过一系列的战争,吴国的势力范围扩大到了浙江北部、淮河以南,现在的江苏省大部、浙江北部、安徽南部都成为吴国的领土。打败了楚国后,吴国的势力一度扩张到江西、湖北部分地区,于是对江西北部地区就有了“吴头楚尾”之称。

攻邪学派:金元大家张从正,强调“病由邪生,攻邪已(治愈)病”,主张治疗应以驱邪主,善用吐汗下三法,偏重攻法,反对滥用补法。从一个侧面深化了中医治则理论,并丰富了临床经验。

循证医学(Evidence-based medicine,缩写EBM),意为“遵循证据的医学”,是1992年由加拿大的流行病学家David SacKett提出的,2000年最新定义其核心思想是:在对个体患者的医疗决策中慎重的、准确的、明智的使用当前所能获得的最佳证据,同时结合医生的个人专业技能和多年临床经验,考虑病人的价值和愿望,将三者完美地结合制定出病人的治疗措施。近十几年来,循证医学在国际的医疗卫生领域中十分流行,因为它将传统的经验医疗模式和当今有效的科学证据结合起来发展为系统性的医疗模式,开启了与高科技社会并行的医疗新篇章。而在我国循证医学的实践开展却比较滞缓,不仅因为传统的医学模式已经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还因为对循证医学的认识不足造成了误解。中医药史上有不少医家早就在践行循证医学思想,如叶天士的著作中,许多内容与循证医学核心思想不谋而合。

随着朝代的更迭,“吴”作为国名早已不复存在,人们将当初吴国所辖的一些地区统称为吴地。《汉书·地理志》载:“今之会稽、九江、丹阳、豫章、庐江、广陵、六安、临淮郡,尽吴分也。”《后汉书》记载此时吴郡辖13城。三国时期建“东吴国”,上承东汉,广义上吴地范围大体与前朝相似,吴郡领15县。隋唐以降,吴地的概念逐渐缩小。唐贞观年间,以苏州为中心的吴地,是时称江南东道(当时分天下为15道)的核心地区。宋徽宗时期,苏州升为平江府,领吴(吴县)、长洲、昆山、常熟、吴江、嘉定等二县四州。据《明统一志·苏州府》,明初改苏州府直隶南京,领一州七县,即在宋时的基础上加崇明和太仓州。清朝时吴地略有变化,但均接近于现在苏州地区的范围。

补土学派:又称温补学派,金元大家李杲认为“人以胃气为本”,独重后天脾胃,创立“脾胃论”,长于温补之法。

重视临床证据的指导

作为地名,吴地历史上有吴、吴县、吴门、吴郡、平江府、吴中、吴下、三吴等等称谓。如果用地域的概念来统领,由吴地而吴医,凡是发生在吴地地区的医学活动都可以称之为吴医。一般认为吴医的区域范围是明清时期以吴县为中心的苏州府所领州县,与现在的苏州地区大致相仿。

滋阴学派:金元大家朱丹溪受到刘完素“火热论”的影响,又接受李杲“内伤论”的观点,提出“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新论,治病多用滋阴降火之法。

循证医学是从临床问题出发的,其临床决策的基础是临床技能,关键是最佳证据,同时必须考虑患者意愿和决策环境。在中医学历史上,古代医家看重理论知识对于临床的指导,无论是师从临床经验,还是书读百卷的领悟,叶天士却十分重视临床证据,这从他的一生经历和著作就可以看出他对临床证据的重视。叶天士一生对医学孜孜以求,从医数十载,一生却少有著作存世,留下了由其口述、弟子顾景文执笔的仅四千余字的《温热论》,被世人称为温病学说的奠基性著作。还有《临证指南医案》也被后人称其“无一字虚伪,乃能徵信于后人也”。从其医案的精辟字句就可以看出叶天士更看重临床所得的证据。不仅如此,叶天士对待医学的态度一向是实践出真知。曾有一则故事:清代苏州城里除了叶天士以外,还有一位名医叫薛雪。一日,一位头肿大如斗的更夫来找薛雪求医,薛氏认为更夫病情已药石无灵,便让其回家料理后事,而更夫却在回家的路上恰巧碰到叶天士,叶天士则认为更夫的病是蚊香所致,故开了药方,而更夫服药后病愈。薛雪知晓此事后恼羞成怒,于是将自己的居处改名“扫叶庄”。叶天士也以牙还牙将其居处改名为“踏雪斋”。几年后,叶天士的母亲病了,叶天士却无法可医。恰巧被薛雪知晓了此事,他认为叶母之病,非重剂白虎汤不可,其中生石膏药量起码得用双倍。叶天士采用薛雪的意见后,叶母不日痊愈。事后叶天士亲自上门拜谢薛雪,并拜薛雪为自己的老师,薛雪也当即取下“扫叶庄”的横匾投入火中。自此两位同代的名医妒恨冰释,结为知己,他们互相切磋、研究学问,最终创立了著名的温病学说。从这则故事我们也可以看出,叶天士不以门户、偏见相论医术高低,而是更加看重临床疗效、重视临床所得的证据,这种一切以临床证据为依据的思维方式与循证医学的核心思想有着相似之处。

(2)吴中医学概述

温补学派:明代薛已、张介宾、赵献可、孙一奎、李中梓诸医家重视命门水火的研究。探讨脏腑病机逐渐侧重于虚损病证,形成了善用温补的特点。充实发展了命门学说,使中医理论有所突破。

不仅如此,叶天士还认为临床证据对于临床实践的指导要高于理论知识。《续名医类案》中眩晕一节记载,“徐灵胎曰:眩晕,清火养肝,固为正治。但阳气上升,至于身体不能自主,此非浮火之比,古人必用金石镇坠之品。余初至郡中治病,是时喜用唐人方,叶天士先生见之,谓人曰:有吴江秀才徐某,在外治病,颇有心思,但药味甚杂,此乃无师传授之故。以后先生得宋板《外台秘要》读之,复谓人曰∶我前谓徐生立方无本,谁知俱出《外台》。可知学问无穷,读书不可轻量也。先生之服善如此,犹见古风。所谓药味杂,即指金石品也。”叶天士对于徐灵胎的评价来自于徐灵胎的选方用药,徐氏遵从古方古训,克己选方用药,当叶天士了解到徐灵胎用药出自于《外台秘要》则一改成见而为赞赏,叶天士一向以证据论断临床,尽管他不认同徐氏这种学术派临床实效,但他却十分认可其学问之深厚,从其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叶天士对于医学的严谨性,更加可以证实他对于临床实效的重视性要高于理论知识。

吴中医学最早可以上溯到春秋战国时期。据葛洪《神仙传》记载,周代吴人沈羲,学道于蜀中,炼丹制丸,给人治病常有奇效。这是关于吴中医家的最早记载,是江苏医家的最早记载。还有汉代的赤松子、负局先生,南北朝的顾欢等,身兼道家背景,却懂得医学,施济百姓,消灾治病,这也是中医学早期的特点之一。

温病学派:明代末年,温疫流行,用伤寒治法无效,以明代吴又可为开创,清代叶天士、吴瑭为中坚,对外感热病的治疗规律进行了大胆探索,提出了温疫病机和温病学说,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重视证据的收集

由南北朝至唐朝,吴中医学逐渐发展,出现了能够运用中医理论来指导治疗疾病的医家,也开始了对外的交流。南北朝梁天嘉二年,苏州有僧人知聪,精通医术,他携《内外典》、《本草经脉经》、《明堂图》等164卷医书赴日。先在朝鲜停留一年余,传授医学,后再去日本传授中医及针灸技术。知聪后辈继承祖业,被日本天皇赐以“和药使主”称号,子孙世袭职位,成为日本最有影响的世医。

这七大医学流派,成为祖国医学发展进程中的主要链条与脉络,清晰地向我们展示了中医发展、演变、日臻完善的轨迹。至于历史上的众多医家,其中包括那些名垂青史的历代名医,技艺高超,著述颇丰,但未有明显的学派倾向,亦不失为医界星空的一颗颗璀璨明星。

循证医学的最佳研究证据是来自所有医学流派的已发表、未发表的学术思想,主要来源于相关的临床研究、基础医学研究以及专家意见等所有可获得的可靠证据,然后需要对所收集的证据进行质量评定。而叶天士在几百年前就已经认识到了全面收集证据的重要性。叶天士出身于世医之家,自幼随父习医,十四岁丧父,立下业医之志,探求医学,孜孜不倦。凡有擅长医术者,无论遐迩,均上门以执师礼。据说在十年之间,叶天士曾从师十七人,其中就有医圣张仲景,可谓是“师门深广”。有传闻,山东有位姓刘的名医擅长针术,叶天士想去学但苦于无人介绍。有一天,那位名医的外甥赵某因为舅舅治不好他的病,故向叶天士求医。经叶天士专心诊治后赵某病愈,为表感激同意介绍叶天士改名换姓去拜他舅舅为师。自此叶天士便在那里虚心求学,一天,有人抬来一个神智昏迷的孕妇,刘医生诊脉后推辞不能治。叶天士经过仔细观察,发现孕妇是由于胎儿不能转胞,痛得不省人事的,就取针在孕妇脐下刺了一下,叫人马上抬回家去,到家后胎儿果然产下。刘医生很惊奇叶天士的医术,详加询问才知道这个徒弟原来是大名鼎鼎的叶天士,心中很是感动,于是把自己的毕生医术全部传授给了他。叶天士一生谦逊向贤,他名声远扬却还深入民间、广泛收集民间验方。就曾有记载道,叶天士曾借鉴一江湖郎中的祖传方——用鸭子唾液治疗小儿误食成疾而痊愈。正是因为叶天士博采众长,在不断加强自我学习的同时,也认真学习、融合其他医家以及民间的临床经验,将这些与自己的临床经验和理论知识相融合,从而形成了自己的一套临床证据体系。而这恰恰与循证医学中“最佳证据”的收集、整理、评估、总结的体系不谋而合。尽管这类临床证据在循证医学的治疗研究依据中并不高级,但是在资源匮乏的年代,叶天士能做到这些实属不易,这也是循证医学在我国传统医学历史上留下的浓墨重彩的一笔。

苏州的第一位御医就出现在唐朝。据郑处诲的《明皇杂录》记载,唐开元年间,有医者纪朋,苏州人,精于望诊,观人颜色,不待诊视六脉,便知疾病深浅。他的学生周广,尽得老师所授,唐玄宗特召周广为御医,在宫中治病,屡获奇效。这是苏州历史上第一位御医。

中医流派是历史的产物,是宝贵的遗产,值得我们医界后人万分珍视。半个多世纪以来,学院教育以规范化、标准化的模式,基本上取代了沿袭数千年的师徒授受,而成为培养当代中医人才的主要途径,数以万计的学院派,成了中医界的主力军,这是中医事业和教育的一大飞跃。但是中医最重要的还是要靠临床实践与经验的积累,要靠医生的医疗水平与能力。因此,在培养共性的同时,要更注重培养和发展医者的个性。对不同流派的继承和实践,是造就特色中医的重要方式,也是繁荣中医学术,倡导百家争鸣,丰富中医内涵,呈现中医生机的有力保障。

循证医学的内涵有“两个核心”:一是证据要分级,推荐有级别;二是证据要不断与时俱进。叶天士在博采众家后,以成己说,创立了温病学说,而世人不解,故程门雪先生曾在《未刻本叶氏医案》校读记中解释道:“近人以叶派与长沙相距,以为学天士者,便非长沙,学长沙者,不可涉天士,真真奇怪之极之极。其实即以温热发明之故,貌似出长沙范围外……不知叶天士对于仲师之学,极有根底也。”东汉名医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一书中体现的“病”、“证”结合及六经辨证思维都有着循证医学的影子,而叶天士继续在仲景学说的基础上发扬光大,并且根据临床所收集的证据,叶天士发现“伤寒之邪留恋在表,然后入里化热,温病则热变最速”,根据温病本身的病理特性,他发现伤寒的治法与温病不尽相同,故创立了“卫气营血辨证”,正所谓“辨营卫气血虽与伤寒同,若论治法,则与伤寒大异也”。清代名医王孟英曾云:“伤寒者,外感之总称也,惟其明乎伤寒之理,始能达乎伤寒之变。变者何?温也,热也,暑也,湿也,四者在《难经》皆谓之伤寒。后人不解,遂将四时之感,一以麻黄、桂枝新葡萄京官网中医发展中的七大山头,吴门医派。等法施之……独叶天士悟超象外,善体病情,世之所谓伤寒,大率皆为温病,一扫从前痼习……然则善学仲圣者莫如香岩矣”。故可以看出叶天士在不断收集临床证据的同时还在“与时俱进”,根据时代的发展以及疾病的演变,他认识到临床证据也在日益更替中,故叶天士虽盛名远扬依然手不释卷、敏而好学,甚至在临终前仍不忘警戒他的子孙们:“医可为而不可为,必天资敏悟,读万卷书,而后可借术济世。不然,鲜有不杀人者,是以药饵为刀刃也。吾死,子孙慎勿轻言医。”(《沈归愚文集·叶香岩传》)这是一个医者严谨负责的心声。同时,也可以看出叶天士在临床证据的收集、发展中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宋室南迁,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随之南移,从中国的北方和中原地带迁徙来了大批官宦和知识分子,他们当中有不少人是精通医学的,有的还是职业医生,如宋医官沈良惠由汴(今河南开封)迁吴,高宗赐书“良惠”二字,吴人遂以良惠称之,自宋入元至明,沈氏代有名医,有的则家中自办药局。这在一定程度上给江南一带带来了不少新的医学知识,促进了吴中医学的发展。在南宋,苏州先后出

选方用药“个体化”

现了医院和药局,也出现了内科、外科、针灸科、儿科等专科医家。现保存在苏州碑刻博物馆内的宋代石刻《平江图》,在图的东南隅上镂刻着“医院”二字。据考证,这所医院创建于宋嘉定年间,后来变成了专治囚犯的“安养院”。这是苏州历史上最早的医院,也是中国历史上有实物可考,并且定名为“医院”的最早一所医院。医院、药局等医疗机构的建立,能够将医药人员组织起来,收治病人,尤其是遇上瘟疫流行,它的优越性就愈加显现无疑,这对吴中医学的发展是一个长足的进步。因此,宋元时期,吴中医学以儒医、世医为特征,出现了葛氏、韩氏、钱氏等享有盛誉的世医之家,也有了“言医者莫盛于中吴”之说。

循证医学“三要素”需求医师对患者的诊断和治疗要做到:参考当前所能得到的最好的临床研究证据,参照医师自己的临床经验和在检查患者过程中所得到的第一手临床资料,尊重患者的选择和个体情况。由此可以看出循证医学对于患者的诊治有着“个体化”原则。叶天士之遣方用药是贯彻古今、不拘成见的,对后世医家的影响颇为深远。叶天士之用药之法大多被世人认为与经方大相径庭。然而,深入研究叶天士医案则会发现其遣方用药,大多结构严谨而且变化灵活,他不仅遵仲景辨方证用经方,而且创立了辨证用经方的新方法。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在变通应用经方中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新学说、新理论,为后世医家学习与运用经方的典范。程门雪曾评价叶天士医案道:“选药味致精湛,一味之换,深意存焉。六味之中,涵泳不尽,每合古昔名方数种为一炉治。加减变幻之美,从来所无。清真灵活,如思翁书法,渔洋绝句,令人意远……天士用方,遍采诸家之长,不偏不倚,而于仲师圣法,用之尤熟。案中所载,历历可证。”对《临证指南医案》及《未刻本叶氏医案》初步统计,叶天士运用张仲景方多达80多首,近400多案。叶天士研究名方配伍用药的方法与别人迥然不同,他遵从《内经》关于药物气味的理论以及气味与脏腑、疾病关系的理论,认真地研究了每一个经方在药物气味、性味方面的结构,总结出其中所寓的“法”,再依法变化,达到一方多用、异病同治的目的。他说:“圣帝论病,本乎四气。其论药方,推气味,理必苦降辛通,斯热气痞结可开。”(《临证指南医案·疟》)又如他在《临证指南医案·腹痛》中指出:“盖怒则郁折肝用。惟气辛辣可解,论药必首推气味。”蒋式玉在《临证指南医案·泄泻》按中总结说:“今观叶天士诊记,配合气味,妙在清新,纵横治术,不离规矩,所谓读古而不泥于古,采方而不执于方,化裁之妙,人所难能者。”不仅如此,唐代名医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中的千金苇茎汤,本为治疗肺痈而设,叶天士不仅用其治疗肺痈病,还广泛运用于治疗咳嗽、吐血、肺痿、肺痹、哮喘、风温、温热、暑证、痰证等。从叶天士恰当地运用名方的思维和方法可以看出,叶天士在对病人制定治疗方案时慎重、准确、明智地使用当前的最佳证据,即博采众方、别开法门,同时也结合了他多年的临床经验与理论知识,而这正是循证医学思想中的个体化原则表现。

明清两代,吴中名医辈出,著述洋洋,是吴中医学的鼎盛时期,吴中医学开始走到了行业的前列。明初长洲人盛寅,少年时从王仲光学医,尽得其传,大有医名。明成祖召其诊病,疗效甚佳,授太医院御医。明仁宗时,掌管太医院事。著《六经辨证》、《医经秘旨》、《脉药玄微》。弟盛宏,子盛侯,侄盛伦,孙盛恺、盛旷,俱以医术闻名。缪仲淳不仅在药物学上有极高成就,在临床各科上都有所造诣,著有《先醒斋医学广笔记》、《神农本草经疏》等书。薛己,私淑李东垣,内外妇幼,本草之学,无所不通。他先精疡科,后以内科得名,明正德年间被选为御医,开温补派之先河。随着温病学说的形成,清朝更是吴中医学的极盛期,涌现了叶天士、薛生白、周扬俊、张璐玉、徐灵胎、尤在泾、曹沧洲等一大批医学大家。

无论是师承百家所长、不问门户的虚心求教,还是恰当使用名方、汲取民间验方的精华,叶天士都将这些与自己多年的临床经验和理论知识相结合,从而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将其整理、分析、总结,得出他认为当下最佳的临床治疗方案。叶天士一生都在做与当代循证医学息息相关的工作,那时科技不发达,还没有互联网,不能与全球的医生进行资源共享,也没有动物实验、临床观察、随机对照临床试验等,更没有meta分析(又称:荟萃分析),所以无法达到现代循证医学最佳临床证据的水平。可就是在那个年代里,叶天士却能够认识到临床证据的重要性、多样性,从而收集、整理、评价出当时所能获得的最佳证据。所以现代中医药想要进一步发展就更应该正确认识循证医学,只有二者相结合才能使中医药走向世界。

吴门医派的形成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医家类》指出:“儒之门户分于宋,医之门户分于金元。”一个医学流派的形成,既要有对经典学术的传承和发扬,又要有新的学术创新和流传,临床的技能必须要上升到理论的层面,可以用形成的理论指导具体的临床实践。“纵观中医各学派,始发于创新,迭见于群体的继承。”因此,学术思想、人员的有序架构、著作及其影响成了新的医学学术流派形成的三要素。

从医学史的研究角度来分析,随着吴文化的兴起,吴地的医学活动也就自然随之产生了。然而,并非所有的医学活动都能形成一种具有鲜明特点的医学流派的。吴中医学能够形成一种医学流派——吴门医派,其肇始应该是元末明初浙江浦江(今金华)名医戴思恭来吴行医,之后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史称戴思恭为“吴医形成的引导者”。

戴思恭,字原礼,号肃斋,其父戴士尧为名医,幼承父业,继向金元四大家之一朱丹溪学习医术,潜心医学理论,洞悉诸家奥旨。朱丹溪弟子甚多,戴思恭颖悟绝伦,刻苦好学,最受朱丹溪的赏识。朱丹溪曾将记载着自己治学心得和临床经验的笔记借给戴思恭研读,戴氏医术日益精湛,治疾多获神效,由是以医术名世,曾为明朝御医。

元末明初,戴思恭来苏州悬壶行医,凡吴人看病,他每开一方收银五两。由于他是金元名医朱丹溪的高徒,医术高超,一时声誉鹊起。苏州本地人王宾就去拜见他,向他请教学医之道。王宾在他的指点下,熟读《内经》等书,并得到他所秘藏的朱丹溪《彦修医案》十卷,由此继承了辨病诊疗的学术经验,朱氏与戴氏学术得以“本土化”。

王宾将殁,因无子,将书传于学生盛寅,《明史·方技传》称“寅既得原礼之学,复讨究《内经》以下诸方书,医大有名,永乐初为医学正科”。又有元末明初苏州人葛应雷、葛可久父子,以医名于时,《明史·方技传》称“时北方刘守真、张洁古之学未行于南,有李姓者,中州名医,官吴下,与应雷谈论,大骇叹,因授以张、刘书,自是江南有二家学”。他们吸取刘完素“河间学派”、张元素“易水学派”的成就,对疑难杂症能应手而愈,享名江南,著有《十药神书》等书,为现存最早关于治疗虚劳的专著。

因为王宾、盛寅继承传播了朱丹溪的学说,葛应雷则继承传播了北方刘完素、张从正为代表的中原医学,吴门医派由此而发端,杨循吉《苏谈》就说:“吴下之医由是盛矣。”

真正使“吴医”广传天下者,当是清乾嘉年间的名医唐大烈,代表作是《吴医汇讲》。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说:“是集,凡属医门佳话,发前人所未发,可以益人学问者,不拘内外女幼各科,无不辑入。”阅读本书,其中有经典著作的注解阐发,有学术理论的争鸣探讨,有临床治验的记录,有药物方剂的解释、考证,有医话歌诀等,无所不包。叶天士的《温证论治》、薛生白的《日讲杂记》、杨立方的《读附记》等均全文刊入,吴地医学也进入明清的鼎盛时代,“吴医”也得以为天下人周知。

如果说吴门医派始发于金元时期的戴思恭、王仲光等医家,也仅仅是“溪流”的源头,“大江大河”的形成还是源自于之后的辈出名医和洋洋著述,特别是由此而形成的一脉相承的学术思想。正如吴怀棠在《吴中名医录》序言中所言:吴中地区

数百年来涌现出不少名医,“有文明邦国者,有饮誉乡里者,有创造发明著书立说而形成一代宗师者,有精于脉理善诊妙治而留范千百医案者,有广注阐解经典者,有专论克治时病者,有精通诸科者,有独善一技者。总观诸贤,不惟医道高超,且皆医德隆厚。”这一庞大的医学名家群体,形成颇具特色的地方医学流派,在中国医学史上有重要的地位。

吴门医派的突出贡献——温病学说

分析吴门医派众多医家的学术成就及思想,大致可以分为以葛可久、缪希雍等为代表的吴门杂病流派,以张璐、柯琴等为代表的吴门伤寒学派,以叶天士、吴又可等为代表的吴门温病学派,以薛己、王维德等为代表的吴门外科学派,当然温病学说是吴门医派对中医学的突出贡献。

温病学说是吴门医派最实质性的内涵之一,它的形成虽然与吴中地区的地理环境、气候条件等密切相关,更主要的是吴中名医的辈出、学术的包容,继承与创新并举,始有“吴中医学甲天下”的局面出现。梳理温病学说的形成过程,历经萌芽———形成——鼎盛三个时期,一个地方医学流派能在医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独树一帜,真正体现了吴门医派的重临床、重疗效、重师承而敢于争鸣,重门派更兼百家的基本特征。

(1)萌芽时期

以元末明初王履为代表王履(1332—1391年),字安道,号畸叟,江苏昆山人,早年从师于朱丹溪,《古今医统大全》称之“学究天人,文章冠世,极探医源,直穷奥妙”,存世著作《医经溯洄集》。从书名即可看出,王履对医学的探本溯源之意。该书探讨了《内经》、《难经》、《本草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等医学典籍及晋以后20余家之说,短小精悍,内容广泛,提出不少精辟见解。

王履明确提出了“温病不得混称伤寒”的观点,澄清了当时关于温病、伤寒的模糊看法,认为温病和伤寒是两类不同的疾病,在治法上温病当以“辛凉苦寒”,有异于伤寒的“辛温解表”。从而使温病在名称和治法上摆脱了伤寒的羁绊,突破了传统诊病“法不离伤寒,方必遵仲景”的条条框框,终使发端于伤寒的温病学脱离了伤寒的体系,也使王履成为明清吴门医派温病学理论的重要奠基者。所以清代温病学家吴鞠通称赞王履“始能脱却伤寒,辨证温病。”

(2)形成时期

以明末清初吴有性为代表吴有性(1582—1652年),字又可,号淡斋,江苏吴县人,传世著作《温疫论》。该书对瘟疫的病因、病机、传变及治疗等均有真知灼见,自成体系,发前人所未发,堪称我国医学史上第一部瘟疫学专著,对后世温病学家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首先,吴氏提出来“戾气”致病说。“瘟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他把这种“异气”叫作“杂气”(又称疫气、疠气、戾气),以传染为其特征,将“瘟疫”与其他热性病区别开来,从而使传染病病因突破了前人“六气致病学说”的束缚,可谓意义非凡。

其次,吴氏指出了“戾气”致病的方式,即传染途径,主要有两种方式:“有天受,有传染受”。“天受”就是空气传染,“呼吸之间,外邪因而乘之”、“邪从口鼻入”;“传染受”就是指通过与病人的接触而染病。更难能可贵的是吴氏已经注意到了疫病的发生可以是散发的,也可以是大流行的。

吴氏的这些认识,并非闭门造车,而是基于对疾病的细致观察。当时江南一带瘟疫流行,“一巷百余家,无一家仅免,一门数十口,无一仅存者。”用治伤寒治法诊治,导致“迁延而致死,比比皆是。”吴氏深感“守古法不合今病,以今病简古书,原无明论,是以投剂不效”,所以“静心穷理”,基本形成了中医学瘟疫辨证论治的框架,为吴中温病学派的崛起奠定了基础。

(3)鼎盛时期

以清代叶天士为代表叶天士(1667—1746年),名桂,号香岩,别号南阳先生,江苏吴县人,居上津桥畔,故叶桂晚年又号上津老人,传世著作《温热论》、《临证指南医案》。《温热论》是叶氏治疗温病的经验结晶,概述了温病辨证归类的纲领、传入途径、诊断要点、治疗原则,对临床实践的指导意义,为承先启后著作。《温热论》的问世标志着温病学说理论体系的确立。

叶氏不仅仅是接受了吴氏的温病“口鼻传入”的理论,而是着力阐述了温病的传变途径和规律。《温热论》开篇即言“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成为温病学说里程碑式的理论。叶氏所言的“逆传心包”之变,揭示了温邪为患可迅即内传心营,导致病情恶化,出现神志异常的证候特点。

叶氏温病理论的核心是卫气营血辨证。他在《温热论》中这样写道:“卫之后方言气,营之后方言血。在卫汗之可也,到气才可清气,入营犹可透热转气,入血就恐耗血动血,直须凉血散血”,论述了温病发生发展过程中的病位浅深、病情轻重及病程的先后阶段,概括了卫、气、营、血四个阶段的证候特点及其治疗大法,就此成为温病辨证论治的首要纲领,同时确立了卫气营血辨证在温病治疗理论中的中心思想。

吴门医派的特征

(1)名医多

代代相传的医家群体吴门医派形成后的数百年间,特别是明清两代,吴中名医辈出,著述洋洋,是吴中医学的鼎盛时期。据《吴中名医录》记载,元代吴中医家58人,明代近400人,清代近700人。著名医家如薛辛、葛可久、王安道、薛立斋、缪希雍、吴又可、叶天士、薛生白、周扬俊、徐灵胎、张璐玉、尤在泾、王洪绪、陆九芝、曹沧洲等。

清末民初,苏州出现了一批名医,如吕仁甫、王霖、鲍竺生、陆方石、陈憩亭、艾步蟾、顾伯平、陈星华、陆晋笙、汪逢春、马筱岩等。民国时期的苏州中医,有以顾允石为代表的杂病派,主治风、劳、臌、膈;有以经绶章、李畴人为代表的温病派,主张用药轻清,以祛病邪;有以顾福如为代表的中西汇通派,以中医中药为主,吸取西医西药的知识,并用于临床实践。尽管学术特点不同,但基本上仍然保持吴门医派的传统本色。

解放后,吴门医派得到了新的发展,成立了苏州市中医医院,组织散在各联诊、个体门诊的名医,集贤苏州中医院内。在苏州地区,先后出现了黄一峰、陈明善、钱伯煊、承淡安、叶桔泉、王慎轩、宋爱人、葛云彬、费浩然、金昭文、郑连山、马友常、奚凤霖等一大批名医,为弘扬吴门医派传统特色,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这些代代相传的医家群体,有世代为医的吴中世医,有名士鸿儒、饱读经书的苏州儒医,有技高一筹的吴门御医,也有亦官亦医的姑苏仕医,更多的是潜心诊病、著书立说的吴门名医,可谓群星灿烂,熠熠生辉。

(2)著述多

传世著作丰富多彩吴中历代医家,既有高超的临床技术,又有丰富的医学理论,善于著书立说,他们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为后人留下了大量的医学著作。最早的吴医著作,当是宋代吴县滕伯祥的《走马疳真方》,但仅见著录,原本久已不传。存世最早的,应是昆山郑氏妇科始祖宋代薛辛的《女科万金方》,目前可见到的是藏在国家图书馆的明代抄本。原刻存世最早的,当是元代王珪所著的《泰定养生主论》,为明正德六年(1511)刻本,现藏国家图书馆,弥足珍贵。除此以外,从未刻印过的抄本、稿本以至孤本古籍还有很多,令人瞩目。清太仓萧霆《痧疹一得》的咸丰抄本,清吴县缪遵义《温热朗照》的稿本,明长洲赵良仁《金匮方论衍义》的抄本,明吴县沈野《暴症知要》的抄本,以及常熟缪希雍《神农本草经疏》的明天启刻本等,都是难得的版本。另外,新城王象晋《内科正宗》的崇祯二年(1629)刻本,都属海内孤本。

这些古籍中,影响较大还有元代的《十药神书》,明代的《医经溯洄集》、《薛氏医案二十四种》、《幼幼新书》、《温疫论》,清代的《绛雪园古方选注》、《释骨》、《临证指南医案》、《医经原旨》、《温热论》、《湿热论》、《徐氏医书六种》、《医宗说约》、《张氏医通》,《伤寒贯珠集》、《金匮心典》、《外科证治全生集》、《世补斋医书》、《吴医汇讲》、《针灸逢源》、《临证度针》、《温热朗照》等。据《吴医存见录》统计,历代吴医古籍530余种,内容丰富多彩,涉及内经、伤寒、金匮、温病、本草等各个方面。1982年卫生部下达了中医古籍整理计划,在所列的592种书目中,吴医古籍就有58部,占近十分之一,如此大的比重足以说明吴中医学在中国医学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3)创新的学术思想体系

温病学说:首先,温病学派将温病从伤寒中独立出来,纠正了前人的错误,补充了前人在理论上的空白,使温病的治疗摆脱了《伤寒论》的束缚,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理论创新。其次吴有性创造性地提出“戾气”通过口鼻侵犯人体,使人感染瘟疫,科学地预见了传染病的主要传播途径是从“口鼻而入”,初步建立了中医传染病学。再者,温病辨证论治的纲领卫气营血辨证补充了传统的“六经辨证”和“八纲辨证”的内容,为中医诊断学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络病理论:络脉是中医基础理论的组成部分,对其病变认识的络病理论初见于《黄帝内经》,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对其有了更为详尽的论述,真正在临床上作为准则应用的还是清代医家叶天士,他在《临诊指南医案》中提出了“久病入络”、“久痛入络”等这样的千古名论,引领着络病的临床诊治。对临床更有指导意义的是叶天士将通络药物应用于具体病案中,形成了诸多的通络治法。现代络病理论研究的兴起,全面地从人体的微结构来认识络病发生与发展,探讨络病的实质内容,为多种的疑难病提供了新思路、新方法,其发端应该来源于叶天士的络病理论。

胃阴学说理论:叶天士认为脾胃虽同属中土,但两者不能混为一谈。“纳食主胃,运化主脾,脾宜升则健,胃宜降则和”;“太阴湿土,得阳始运,阳明阳土,得阴自安,以脾喜刚燥,胃喜柔润也”。脾胃分论是胃阴学说的关键点。叶氏提出甘凉柔润、滋养胃阴的见解,补充了东垣刚燥温升、健运脾阳的偏颇,从而为胃阴学说奠定了理论基础。

吴门医派的现代传承

(1)成立吴门医派研究的专门机构

近年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医药事业发展,《国务院关于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和省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快中医药事业发展的意见》明确要求做

好中医药继承工作,研究历代名医、流派的学术特点和学术思想,弘扬中医药文化。苏州市人民政府在2013年底在原苏州市中医药研究所的基础上成立了吴门医派研究的专门机构——苏州市吴门医派研究院,围绕“吴门医派”在理论、专病、专药、文化上的特色优势,开展多学科、多层次的科学和文化研究,建设集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及开发研究为一体,产、学、研相结合,医、药相结合的国内一流的中医药研究创新平台,逐步形成“有理论、有人才、有专病、有专药、有成果”的新“吴门医派”中医药理论和文化体系,推陈出新,更好地为大众的健康服务。

(2)整理出版相关著作

图书馆藏有近万册医书,在编写图书目录的基础上,近年来整理出版了大型吴医古籍丛书——《吴中医集》,收载了40多部中医古籍,五百多万字数,并得到社会强烈的反响。以后《吴中名医录》、《吴中十大名医》、《吴中秘方录》、《吴门医派》、《吴医荟萃》、《清代吴中珍本医案丛刊》等的相继出版,使吴中医学的古籍整理有了良好的开端。《吴中当代名医医案丛书》、《奚凤霖医论集》、《蔡景高临床经验荟萃》、《吴怀棠医学文集》、《任光荣医论与临床经验集》等医家著作的出版,为吴门医派注入了新时代的内容。

(3)确立研究总体方向

苏州市吴门医派研究院成立后,为了繁荣吴门医派学术研究,根据叶天士提出的“久病入络”、“久痛入络”等千古名论,将“病理论的基础与临床研究”作为吴门医派今后中长期的研究方向之一。目的在于探究络病理论在临床各科实践中的具体应用,彰显吴门医派络病理论对临床的指导意义,丰富络病理论临床运用的内涵。

另外,吴地多暑湿,湿邪在苏州地区疾病的发生中有着重大意义,为了探究湿邪对疾病的影响,提出了“湿邪致病学说”的研究课题。

(4)依托医院,多方位开展研究

苏州市吴门医派研究院依托苏州市中医医院,秉承“两院一体”的总体思路,传承与研究并举、传统与现代相彰,多方位推动“吴门医派”学术思想和文化的继承与创新,促进苏州市中医药事业全面发展。

医院的组织架构有临床各科室、吴门医派杂病传承工作室、名医工作室、示范门诊等参与吴门医派的学术研究。吴门医派杂病传承工作室是全国首批中医学术流派工作室建设项目,利用这样一个契机,制定流派特色诊疗技术推广应用方案,采用培训、师带徒等方式和大数据等技术,多方位开展研究,突出中医临床技能的科技进步这个中心,带动中医医疗水平的提高和中医人才培养的发展,发扬吴门医派的传统特色和优势,推动吴门医派的现代化进程,使苏州中医药事业步入全省乃至全国的先进行列。

(5)设立“苏州市吴门医派研究专项科研基金”

为了更好地开展对“吴门医派”的深入研究,继承和发扬吴门医派学术特色和优势,苏州市中医学会、苏州市吴门医派研究院吸收社会资金,共同发起设立“苏州市吴门医派研究专项科研基金”,经苏州市科技局批准,该基金项目列入苏州市科技局年度科技发展指导性计划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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